2014年，莫迪政府推出了“清洁印度”运动，旨在通过道德劝导和民众自觉来改善全国的环境卫生。莫迪在宣传中曾提出一个具有感染力的问题：“非得我来了才能搞卫生吗？”这句话暗示了环境卫生问题主要源于民众卫生意识淡薄和个人陋习。然而，现实中的大量垃圾存量和遍布全国的垃圾山表明，印度公共卫生治理的问题远不止于个人习惯，而是涉及制度、财政、城乡结构和行政体系的系统性失效。
“清洁文化”的核心叙事存在明显的权责倒置。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强调脏乱差是由于民众懒惰和缺乏卫生素养，将公共环境卫生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个体。这种做法忽略了市政环卫设施、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排污设施等政府应有的责任。公共卫生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，需要持续性的财政投入、标准化的市政运营和完整的产业链支持，单靠民众的道德自律无法解决问题。
官方数据显示，印度现有3159座成型垃圾山，每年产生8亿吨城市生活垃圾、工业固废和建筑垃圾。这些垃圾山多分布在城市近郊、河流沿岸和居民区边缘，缺乏防渗层和渗滤液处理系统，导致有毒废气扩散和水源污染，引发多种公共卫生危机。
从垃圾产生到处置的全链条来看，许多问题无法仅凭个人习惯解决。前端清运体系不健全，许多中小城镇和贫民窟没有常态化垃圾收运线路；中端分拣与分类体系空白，大多数垃圾只能混合填埋；末端无害化处理能力严重不足，合规处理产能缺口巨大。即使全体民众同步提升卫生习惯，缺少完整的清运和处理体系，也无法根本改观现状。
印度公共卫生治理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。财政分配失衡，重宣传造势而轻基建长效投入；城乡二元割裂，治理资源集中在大城市，乡村和贫民窟被忽视；行政权责碎片化，中央与地方治理脱节；底层生存模式与治理体系冲突，缺乏配套兜底政策。这些问题使得“清洁印度”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莫迪的“清洁文化”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宣传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线上股票配资，试图以低成本的道德动员替代高成本、长周期、重投入的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。口号虽然响亮，但如果没有解决财政分配、城乡资源、行政权责和垃圾处置产业链等结构性矛盾，再多的宣传和道德反问都无法改变印度环境卫生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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